我和军波渊源很深。

    我俩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系友，他入校比我早，照理应该尊他声“师兄”，但我是研究生，学历比他高，这辈份就不好排了。

    军波生在广东惠州，祖籍湖南湘西，湘西是个神奇之地，盛产文人，如沈从文，同时，猛士并起，如电影《乌蒙山剿匪记》里的那些壮汉。我祖籍安徽怀宁，生在江西德兴。近代史上，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纵横天下所向披靡，现代史上，毛泽东带领人民闹革命，根据地就在江西。江西人被呼为“老表”，源自湖南人，意思是江西人和湖南人是表亲，据说有一段摧人泪下的历史掌故。我和军波笑称彼此是“江湖兄弟”，不是说我们真的是走江湖的好汉，而是有感于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地域文化。

    我和军波的合作更是由来已久。

    １９９１年底，南方日报编委会决定，南方周末于次年由原来的对开四版扩为对开八版，于是便在社内点兵点将。我从江门记者站奉调回广州总部，此时军波早已（1987年）从佛山记者站领命而回。开始时，我俩合作编辑一版，后来又合作采访，有点哼哈二将的意思。１９９３年，我们俩同时被提拨为南方周末编委，我兼任记者部主任，他兼任北京记者站站长。１９９７年，南方都市报正式创刊，军波和我又先后被提任为南方都市报副主编，他分管专刊部，我分管采访部。再后来，军波弃笔从发，一发而不可收，我转战南方日报诸部门，时而出任南方日报机动记者组组长，忽而受命创建南方日报出版社，左冲右突迹同流寇。彼此虽在一栋大楼办公，但谋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相濡以沫，相吁以气，不如相望于江湖，我和军波均作如是观。

    从记者站到南方周末，从南方周末到南方都市报，军波一直是南方日报集团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尤其是在娱乐新闻方面，造诣颇深，以“波记”招牌名震一时。当年全国娱记如排江湖座次，军波笃定属于天罡星头几号。后来鬼使神差，好端端名满天下的名记不做，偏要剑走偏锋去搞不上台面的发行，在视采编为正统的南方日报，当年引起了不小的哄动。要知道，现如今波澜壮阔耀武扬威的南方都市报，首任发行部主任原是南方日报食堂的一个伙头军，第二任就是军波了。我不是说伙头军就不能搞发行，英雄不问出处嘛，但发行毕竟不是炒菜，发行头目满身油烟，报纸发行量也就难免面带菜色青黄不接了。军波急南方都市报之所急，自告奋勇披挂上阵，很有点拼命三郎的架式，这一拼命，拼出了南方都市报的狂飙突进，拼出了报纸发行的江湖地位，使发行这个当初不入流的报业附庸，摇身一变有文化有品味有学问有追求，从被人不屑，到受人尊敬。从这点上说，军波对都市报草创初期发行业的贡献，真正是荜路蓝缕居功至伟。

    想当年，我对军波搞发行这一异想天开的作法，是很不以为然的。实践证明，我当时的观念确实大有问题，尊采编为正宗，视发行为偏门，归根到底，还是传统的文人心态做崇。后来，军波把南方都市报和京华时报的发行搞得风生水起，俨然形成一种大格局大气势，我从内心对军波敬佩不已。军波能有今天之造化，的确是我辈这种孤高自傲的文人骚客中的异数。

    单纯看军波的履历，端的是可圈可点。但南征北战东讨西伐数年间，绝非一路风光风调雨顺。我和军波是多年肝胆相照的老友，他从不对我讳言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记得在南方周末时，军波曾和某德高望重的领导爆发过强烈的冲突，发狠话说要再见了周末。后来在南方都市报搞发行，和某些领导也因理念或方法的分歧而杯葛不休。到北京横空出世搞京华发行，虽说“魔鬼发行”名噪一时，但郁闷之事也不绝如缕。而后重庆，而今上海，也是如人意处一二，不如人意处八九。但军波本着“君子交绝，不去恶声”的古训，没有求全责备过任何同事或领导。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军波罗织了曾经的领导名单，一一鸣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军波过去的事业，成也某些领导，败也某些领导。但军波没有丝毫怨望之词，只有感激涕零之意，大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古风。做人要厚道，军波的确是个厚道的人。

    军波说自己是员福将，我深以为然。每次时运不济时，他都能够吉星高照遇难呈祥。远的估且不说，２００１年挥师北上，创办京华时报“魔鬼发行”，就是天命所归。他带领广东十八罗汉进京，显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福至心灵。福份之重，以至于改变了我的命运。

    本世纪之初，我被传媒大鳄黎元江招安，离开南方日报集团，就任广州日报集团旗下信息时报总编辑，天昏地暗之时，军波突发英雄贴，力邀我同去北京创办京华时报。那时京华时报也就只有四字空文，我对北京也是找不着北。但既然军波说此事可为，我想那就为吧。在一片反对声中，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０日下午，我只身飞赴北京。军波带着一彪人马搭９号的火车直扑京城。１０日晚上，岭南传媒北伐先遣队会师人民  

我要对此文作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