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中国报业市场上闯荡，有几个人物是必需结识一下的，谭军波便是其中一个。此人绰号“魔鬼发行员”，却长着一副“笑面佛”式的样貌，敦厚谦和。从第一篇关于发行渠道的采访开始便与谭军波打起了交道，到如今也可以以师长相称了，于是总记得他评价那篇“分销之痛”时的言词：“写文章贵在立意，说话便要说到点子。”来《京华时报》这些年，报界同仁似乎早已忘了这位发行魔王原本是做内容的高手。

人生中的南来北往

谭军波去年九月曾经出过一本书，名叫《报刊自办发行管理模式》，该书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第一本国内报刊自办发行管理的工具书”。该书开篇便是谭军波的自叙，“先从‘转行’说起。我信奉一句话：人挪活，树挪死。所以，我的职业角色不断变换。”

17年前，谭军波由中山大学毕业，进入南方日报社，先在报社政文部、佛山记者站当记者。1987年底调入《南方周末》编辑部当编辑，并采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稿。1994年至1995年，在《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历练过两年。

“当时还有一个优秀的同事也想来北京记者站，可惜只有一个名额被我抢先了，那个悲情主人公便是和我一起在《南方周末》编一版，一起被提为编委，后来又与我一起北上创业，现在《京华时报》的总编辑朱德付君，他也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哈哈。”谭军波聊到这里时偷着乐了一下。

1996年10月谭军波调入《南方都市报》任副主编，1997年参与筹备《南方都市报》改日报的工作。当时他分管专刊部，即财经、文娱、专版、副刊等板块。“《南方都市报》当时开局非常不利，主要是发行滞后，实销量仅有几千份，而且在即无影响力又无广告的情况下维持了半年。”据一位老报人回忆，《南方都市报》第一年的广告收入只有300万元，发行主任原本是负责后勤的干部。

此后也有不少人问起谭军波为什么要从采编转行到发行工作，因为在那个“内容绝对为王”的年代，当编辑旱涝保收，搞发行一没经验、二没地位，做好了理所当然，做不好四处受气，基本上算是件冤大头才干的事情。

“其实当时有一部分原因是年轻气盛，想尝试一下自己不熟悉的行当。不就是发行吗，我三下五除二把销量弄上去后再回去采编部，毕竟耍笔杆子是我的老本行。没想到这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所谓时势造英雄，旧体制下的传媒产业重采编而轻发行，当媒体经营被提到前台时，谭军波的顺应时势很快获得了市场的认同。在他接手发行工作的半年时间后，《南方都市报》发行量猛增十倍，1998年更以每月上万份的增量进入良性循环。

既然在南方都市报已经开花结果了，为什么又要北上《京华时报》呢，仅仅是因为盛情邀请吗?谭军波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终于讲述了自己在做《南方都市报》发行工作时的苦衷。

“《南方都市报》的发行工作做好了，很快便把这支团队与南方日报社发行处合并，成立了广东省南方报刊发行总公司。但是《南方日报》与《南方都市报》的市场完全不同，发行手段迥异。加之发行公司与《南方都市报》同为处级单位，协调起来有许多困难。我既是发行公司副总，又兼着《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这也促使我希望能够在一种全新的经营机制下更好实践我的发行理念和经营模式，《京华时报》便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谭军波在《京华时报》的作用，可以用社长吴海民的一句话来说明：“我认为一份新兴都市报的成功，首先足发行的成功。《京华时报》创业初期时在发行工作上资金投入非常大，军波当时承受了很重的压力，这一点我非常明白。”

谭军波则认为：“《京华时报》的发行成功，有采编作有特色产品的支撑，有投资方一步到位的资金保障，有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对手毫无反应等等因素起作用，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在北京最大的收获不是发行发好一张《京华时报》，而是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事，一帮真诚相待的朋友。”

事业如何才能做大?木桶理论成立的条件不仅是每一块木板都要均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木板与木板之间必需亲密无间，否则还不及短板。

谭军波手中的信

《京华时报》发行的成功在业界影响很大，前来取经的报社和同行络绎不绝。小蓝帽还有意识走出去，与上海《新闻午报》、青岛《青岛早报》进行合作过。谭军波本人亦常被大学、报社、网站、媒体研究机构奉为座上宾。对此，谭军波表示：我是把发行当学问来做的。我很高兴将自己多年来的发行实践探索的成果与同行分享，同时，多与同行交流，也可以汲取更多新的养料，丰富自己对发行市场的多方位的认知。“将来我老了，在第一线折腾够了，我想去大学里教书。”——谭军波这样设计未来。

谭军波对新闻产业的态度让我想起那本经典著作《致加西亚的信》。

《致加西亚的信》也是谭军波最喜欢的书之一，它通过一个送信的故事反映了忠诚、服从、敬业、创新的人性的光辉。19世纪末美西战争爆发，美军需要和古巴丛林中的反抗军首领加西亚取得联系，共同御敌。美军司令将致加西亚的信交给一位叫罗文的上尉，他二话没说，不谈任何条件，将封好的信件吊在胸口，经过三个星期的徒步行走，穿过一个<  

我要对此文作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