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布英美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图片。紧随其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迅速跟进，从而使之成为全球焦点。迫于舆论压力，总统布什及国务卿鲍威尔都公开道歉，国防部长也面临着下台的危机。媒体对于“虐俘事件”的报道使得政府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仅仅在一年之前，美国媒体对于美军出兵伊拉克以及对整个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却完全站在政府一方。在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萨达姆政权成了“专制和暴政”的代名词，而伊拉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迫切需要美军来推翻萨达姆政权，从而获得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政府和媒体的一唱一合，才使得美国的多数民众站在了政府的一方，最终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时而为政府摇旗呐喊，让政府“感激不尽”；时而又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政府因此而陷于尴尬境地。这种看似矛盾的事实背后，却折射出了西方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他们（媒体）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布于众”[1]

一方面，政府需要利用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宣传施政意图，把自己的大政方针发布出去，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政府、支持政府；不仅如此，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更是政府所极为看重的，任何政府都不敢忽视社会舆论的力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意思。

政府对媒体的利用在历届的总统大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每当大选来临，为了使自己在选民中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赢得更多选票，每个总统侯选人都不惜重金进行大量的媒体宣传；而且事实也证明，媒体的确能够为他们登上总统宝座而助一臂之力。“人们在起居室中通过电视屏幕获得的印象，往往决定了竞选总统的结局。在电视摄象机前充满活力、善于表演的候选人往往战胜那些表情木讷、形容呆滞的对手”[2]。在里根与卡特竞选总统的电视辩论中，里根凭借着做过演员的经历用语轻松幽默，与卡特僵硬紧张的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卡特准备的更充分，但事后的舆论调查表明，许多选民因为喜欢电视中里根的幽默形象而选了他一票。不能说里根就凭着电视中的良好表现最终赢得了选举，但至少媒体帮他拉到了不少选民。另外，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渎职等，政府的这些顽疾也需要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有人甚至把媒体的监督与批评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保持活力与进步的动力。

另一方面，媒体也需要政府这个巨大的新闻源。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共信息，对媒体而言，这些信息往往都是重要的新闻线索。政府是出新闻的地方，从政党纷争、政客恩怨，到牵涉公共利益的政策法规以及官员腐败渎职、桃色事件等等都是制造轰动效应的绝好题材，这些往往是“视负面报道为卖点”的西方媒体极力追求的，在西方，甚至“总统钓鱼时所用的引饵”也被当作新闻来报道。所以，无论是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这样处于主流地位的严肃性报纸，还是象《太阳报》等一些大众化报纸，政府的新闻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90年进行的一次对2850篇刊登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调查发现，78%的被调查文章主要是基于一些公共官员的谈话 [3]。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媒体的生存离不开政府，如果哪家媒体失去了政府这个新闻源，那么无论它如何努力都很难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力。

二、主仆之间，难以平等。

在西方，媒体自诩为是独立于立法、司法和政府之外的“第四势力”，言外之意就是媒体与政府可以平起平坐，不受政府约束；西方的记者也被称为“无冕之王”。在这方面，他们最为得意的事莫过于广为人知的“水门事件”了。在他们看来，是《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把总统尼克松拉下了马。而事实上，尼克松下台的根本原因是东、西部两大财团竞争的结果，媒体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罢了。

美国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媒体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还要对那些不听话的媒体或记者实施制裁。2001年，正当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之音播发了基地组织领导人奥玛尔的反美录音，这显然不利于美国战争的进行，美国政府马上撤了美国之音台长的职；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美国军方就开除了一名资深记者，理由是他的报道违反了国家利益；至于政府所谓的为了国家利益来对新闻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媒体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是隶属于国家和政府的一个部门，它的一切都必须为国家和政府服好务，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势力”。这正如ABC新闻节目主持人塞姆·唐纳森所说：“一般来讲，媒体即使不是权势的侍从，也至少是它的亲兄弟。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条按着白宫建议播发的报道，只是有时变了样子而已。”虽然新闻界为了赢得普通群众的信任，片面宣扬“报界与政界是敌人”，但实际上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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