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恩卿：扬子晚报也是最早的，95年就有“扬子晚报现象研讨会”，晚报系统的扬子晚报也是走在最前面的，市场化很高，把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坚持得比较好。还讲了几个问题，如何对待小报小刊的问题，应该要给小报小刊一个很好的地位，但是小报小刊要区别，庸俗化的小报小刊我们要端正方向。已经在主流方向发展的小报小刊要支持。我觉得今后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的都市报原来是小报小刊边缘报纸要往主流化发展，提升自己的主流地位，社会责任要做得更好。党报党刊可能要市场化，这个市场化不是边缘化应该是三贴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该做得特别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大家可以就我们的主体“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提问。我再评一下后面三位发言的情况。《中国经营报》的老总也说了很富有学术意味，从二次销售理论到马斯洛需要理论，从市场定位到社会认可，购买能力，话语权等等，讲得相当完善，确实说出了经济类报纸的一个发展之路。需要影响力和经济效益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

陈力丹：我想起前年《中国经营报》头版曾经发过一条新闻，它是一条社会的新闻，一个明星去世了，高枫因病去世了。我们的报纸在报道“高枫为什么会死，他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会得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经营报》提出了一个社会新闻经济化的问题，提出了“高峰逝世对中国广告业的冲击”，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很受振动。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的经济新闻如何写出社会经济效益，不要停在明星新闻的一些基础。深圳报业集团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他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的合并，任何的合并都需要有财力的支出，需要有一定的交易成本，他们的交易成本做得相当好，在如何凝聚一个新的企业的凝聚力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提出了统分结合，统有合力，分有活力。提出了目标责任管理，我在去年去了一趟深圳，我去讲课，讲课的地点正好在深圳商报，我就顺便访问了深圳商报新闻研究室，我感觉到他们的新闻责任管理非常到位，他们给了我一本400多页的册子，我问他们如何处理假新闻的投诉，有一个老先生一个人负责全报业的假新闻的投诉，02年的时候他每次要核实调查，向编委会写出报告，一共做出了46期有编号的决定，对当时的编辑记者做出出发，要求在相应的版面做出更正，最重的是罚款半年的奖金没有了。03年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只有19件，今年可能会更少。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以后有一个执行人，哪怕这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够执行好就能够保证这个制度的贯彻。

陈力丹：吴总谈了很多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广告额在全国居第一位，有一点他们做得好是在数字的背後他们实行了目标责任管理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社会职业的体现，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 最后一位是施全根书记的发言，他介绍了解放日报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统一的问题，谈到了很多问题，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强化集团的主体地位，优化报业结构，坚持正确导向，规范经济运行，提高队伍的素质等等。给我一个最深的体会他们的规章制度规范非常好，前年我看见了解放日报头版出了一个小问题，是一个地图出了问题，给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当时的宋超（音） 同志写了一封信，我想我尽到了责任。但是过了几天以后，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李主任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总编辑委托他要来拜访我，向我说明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我说这个问题提出来处理得可以了，当天在下雨，他说无论如何得说明。最后李主任到我家向我说明，当时是一个实习的美术编辑，因为出了这个错误被罚款停职三个月，当时都做了书面的检查。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很规范，一个报社如果在具体的问题上出了问题能够很快地作出反应，这反应了我们的媒体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做得很好。施总讲的是一个整体的宏观认识，在微观上我恰恰感受到了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陈力丹：五位嘉宾，你们都是各个媒体的老总和负责人，我们现在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和谐，影响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你们能否先做一个思想准备，每个人先说一句话，你来说明你认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下面请会场的各位会场的各位听众就这个主题提问。

搜狐网新闻中心梁薇：请问《中国经营报》李总编辑一个问题，听说《中国经营报》正在制订新的五年发展规划，前二十年《中国经营报》由农村走向城市，今后五年《中国经营报》是否由中国走向世界？谢谢！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感谢这位小姐的提问。前二十年我们从农村走向城市，而且完全在市场的波涛中艰难地走像城市。今后五年我们是不是要走向国际，昨天我记得陆小华教授说过，任何的报社制订规划和方式的时候都要考虑现阶段的国情的情况下考虑，我会冷静地说我们五年之后走不到国际，我们只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能够在中国的环境中生存得很好，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把我们的效率提上去我们就很知足了。

北京娱乐信报社社长崔恩卿：我听了李总的发言有两条我自己很感兴趣。第一是重点市场，目标市场。这一条在<  

我要对此文作批示